我们都知道，周朝实行“分封制”。周天子将土地分给王室子弟或功臣，所封之地称为“诸侯国”，统治封地的君主被称为“诸侯”、“藩王”，分封之后各诸侯国需要向周王室纳贡并承担拱卫王室的义务。

但是随着西周的衰落，到了东周时期天子大权旁落，各诸侯国各自为政，动荡与变革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身，从殷商时期对“天道”的关注重新转移到对“人道”的关注上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郑国占星术专家裨灶预言将发生大火，人们劝子产按照裨灶的话，用玉器禳祭，以避免火灾。

子产回答说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”（《左传·昭公·昭公十八年》）就是这一变化的主要体现。

春秋战国是一个开放的时代。

诸侯国争霸的局面，让言论也更加自由。

庄子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

《庄子·至乐》中讲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。

“昔者海鸟止于鲁郊，鲁侯御而觞之于庙，奏九韶以为乐，具太牢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，不敢食一脔，不敢饮一杯，三日而死。此以己养养鸟也，非以鸟养养鸟也。”

就是说，从前，一只海鸟飞到鲁国都城郊外停息下来，鲁国国君很喜欢它，就让人把海鸟接到太庙里供养，献上美食美酒，为它奏乐。海鸟却忧心伤悲，不吃不喝，三天就死了。

庄子认为这是按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养鸟，而不是按鸟的习性来养鸟。

显然对于鸟类来说让它回归大自然才是最好的方式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强加于别人，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行。

如果说庄子的批判还比较含蓄，那么孟子就说得更加直接了。

孟子在魏国时十分看不上梁襄王，评价他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”

游历至齐国时，齐宣王问说，“商汤流放夏桀，武王讨伐商纣王，臣子可以杀害他的国君吗？”

孟子答，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

纣王不仁不义，杀死这样的人不算弑君谋反。

面对孟子的直言劝谏，齐宣王不但没有生气，还给了孟子很高的礼遇。

甚至在孟子致仕回乡后，亲自去看望他，真诚的挽留他说：

“前日愿见而不可得；得侍同朝，甚喜；今又弃寡人而归，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？”

所以，春秋战国涌现了众多不同的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思想。

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论辩，在各诸侯国的实践中大放异彩。

可惜到了汉武帝时期，这种开放、包容的局面消失了。

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

这种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，它神化了专制王权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，因而两千多年来都受到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。

这个时期，还一个重要的现象，就是知识分子——“士”的出现和活跃。

西周之时，学校都是官府创办的，称为官学，只有贵族子弟和极少数平民中的上层人士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。

直到后来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，提倡“有教无类”。

教育的对象不分等级贵贱，只要学生送给他“束脩”（十条腊肉）作为拜师礼，就可以入学。

这些人在有学问之后，也有了理想和抱负，他们开始利用所学的知识去获取更高的地位。

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级，被统称为“士”。

由于各诸侯国之间战火不断，为了积蓄实力称霸天下，都需要招揽人才来发展壮大。

士人可以择主而事，谁赏识他们的才干，他们就为谁出谋划策。

于是，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，他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走游说，宣传自己的理论。

孔子晚年率大批弟子先后赴郑、卫、陈、蔡诸国，寻求将儒家学说推广于世；

孟子先后游历齐、宋、魏诸国，推行王道政治；

商鞅在魏国不受重视，游历至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，在秦国实行变法，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。

战国中期，齐桓公在都城临淄修建稷下学宫，广开言路，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齐国的金字招牌，吸引着各国有志之士前往。

在其兴盛时期，曾容纳了当时“诸子百家”中的几乎各个学派，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，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、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鲁仲连、荀子等。

这些学者们互相诘难、争辩、吸收，碰撞出激励的思想火花，成为真正体现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典型。